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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饒宗頤與金庸

              作者:蔣連根 來源:《新華文摘》 2018年18期 瀏覽次數: 日期:2018/11/1 23:46:39

               1952年5月,饒宗頤受聘為香港大學中文系講師,接著擔任高級講師、教授。不久,金庸與他相識了。那會兒,金庸第二次戀愛,對象是香港大學中文系女學生朱露茜(朱枚)。朱露茜讀了《新晚報》上連載的小說《書劍恩仇錄》后,著了迷,便給金庸寫信,金庸約見了她。臨近大學畢業,朱露茜在《商報》當了一名見習記者,經常與金庸見面。這些,她的老師饒宗頤卻一點也不知情。

               

               

              直到第二年的5月1日,金庸與朱露茜結婚,饒宗頤應邀赴宴。這是他第一次與金庸見面,在香港灣仔港灣道一號的君悅大酒店。饒宗頤生于1917年8月9日,比金庸大七歲。

              婚后幾日,金庸夫婦拜訪饒宗頤。金庸問饒宗頤:您的治學之道博大精深,文史哲藝融會貫通,是一個“業精六學,才備九能”的全才,可是,我聽說您從未上過大學,這是不是真的?

              饒宗頤笑瞇瞇地答道:從幼年起,我朝夕浸泡在天嘯樓讀書,家藏十萬部書,我究竟讀了多少,現在無法想起。這樣一來,上正規學校反成為副業,我總覺得學校里老師講的,我早已知道。還有我喜歡無拘無束的學習環境,家學正適應我的學習特點,不上學也變成順其自然之事,父親也就同意了。

              即時,饒、金二人一邊喝茶,一邊聊起童年求學的情景。

              饒宗頤說:我的老家在廣東省潮安縣。父親為我取名“宗頤”,是希望我效法北宋理學名家周敦頤。至于“選堂”是自己起的號,是我作書畫和題詞時落款用的,因為我讀書喜歡《文選》,繪畫喜歡錢選,還有道教的創世紀遺說“選擢種民留伏羲”里講到“選擢種民”,我將這一個發現做個紀念,起號“選堂”。

              饒家是清末民初潮安地區的首富,饒宗頤的父親饒鍔畢業于上海法政學校,參加了“南社”,倡設國學會,是當地頗為有名的學者;他的伯父是名畫家,又是收藏家,收藏的拓本、古錢,數量多達數千種。家族濃厚的文化學術氛圍,使幼年的饒宗頤啟蒙心智、開闊視野,也為他后來在學術與藝術天地縱橫馳騁提供了強大的原動力。

              “父親對我的影響很大。我有五個基礎來自家學,一是家里訓練我寫詩、填詞,還有寫駢文、散文;二是寫字畫畫;三是目錄學;四是儒、釋、道;五是乾嘉學派的治學方法。”饒宗頤告訴金庸,他三歲讀杜甫《春夜喜雨》和周敦頤的《愛蓮說》;六歲開始練書法、學國畫;九歲已能閱讀《通鑒綱目》等古籍;十歲便能誦《史記》篇什,歷閱佛典經史和古代詩詞曲賦;十六歲已經出口成詩……

              1932年,饒鍔病逝,留下《潮州藝文志》未完稿,饒宗頤繼承父志,用了兩年時間續成此書刊于《嶺南學報》,一鳴驚人,從此嶄露頭角。二十三歲時,他受聘為中山大學研究員。“我是一個自學成才的人,賓四(錢穆)也是,不過他沒有我的條件好。其實陳寅老(陳寅。┮彩沁@樣,他到外國留學是游學,隨便聽課,不一定注冊,不拿文憑。包括康有為、梁啟超、王國維、陳援庵也都是這個類型的,不受框框的約束干擾,自由發揮。”饒宗頤說。

              金庸說:“我來香港多年,竟然不知道饒先生也來了,而且早就與香港結緣。”

              饒宗頤說,家學是做學問的方便法門。要做成學問,“開竅”十分重要,如果有家學的話,由長輩引入門可以少走彎路。

              1938年廣州淪陷,中山大學遷往云南澄江,途中,饒宗頤因病滯留香港,因禍得福,得到兩個意想不到的機緣,一是協助王云五編撰《中山大辭典》的書名詞條和編甲骨文的八角號碼,一是協助葉恭綽編《全清詞鈔》。王云五和葉恭綽都是民國時期介于政治和學術之間的重要人物,又都是著名的藏書家。饒宗頤在協助他們編書的過程中,得以遍讀兩位大家的珍版藏書,得以“開竅”,為以后的學術發展開拓了一片新的廣闊天地。饒宗頤學術中的古文字學、甲骨學、詞學、敦煌學等研究,都植根于這個時期。而饒宗頤從此也由一個研究鄉邦文獻的才子一躍而成為進入學術研究前沿的學者。

              金庸笑說:“如果當初你去了云南,就沒有你的今天了。”

              “是啊,在一個關鍵時刻,也是老天有眼,我生了一場病,去不了云南,便到了香港,得到了這個機會。這說明學問之事,也是有些機緣的,師友都是機緣。”

              1941年,時局動蕩,日軍正在猛烈攻擊香港,淪陷的陰影籠罩著香港居民。饒宗頤回到潮州老家,編輯《潮州志》,后來到廣西,在內遷的無錫國學專修學校當了教員。

              1949年初,饒宗頤為《潮州志》是否繼續編寫出版一事,專程赴香港,后在朋友的挽留下定居香港。香港是一個自由港,這樣的國際位置,使它成為全世界各色各樣的精英自由交流的一個勝地。饒宗頤也因此獲得更多的機緣。

              說起在香港大學教書,饒宗頤對金庸說,這是他整個學術生涯中一個最大的轉折點,他沒有學歷,沒有上過大學,完全是自學,而時任香港大學中文系主任的林仰山先生有一雙慧眼,不拘一格地請他到港大教書,這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港大給我一份薪水,還讓我做我喜歡的事,到港大之后眼界也開闊了,有機會接觸到世界的文化。”饒宗頤告訴金庸,1954年他就開始出國了,在法國國家圖書館里,第一次閱讀了原版敦煌經卷,想到當時中國的敦煌學已經落后于外國,他暗下決心,一定要好好研究,為國人爭一口氣。

              告別時,金庸相約:“饒先生喜歡書畫,我也是,有一些收藏,您可來我府上,一道欣賞。”

              20世紀五六十年代是饒宗頤學術上的豐收期,他先后完成了十幾種著作,其中《老子想爾注校箋》《殷代貞卜人物通考》《詞籍考》等是最重要的。1962年,法國法蘭西學院因饒宗頤在甲骨學方面的杰出貢獻而授予他“漢學儒蓮獎”,這個獎在漢學界非常有名,被譽為“國際漢學界的諾貝爾獎”。

              饒宗頤對金庸說:“香港這個地方,從地圖上看,只是個小小的點兒,但是它跟中國學術的關系實在是非常大的,跟我今天的成就也有非常大的關系。我經常說,是香港重新打造了一個饒宗頤。”

              饒宗頤與金庸的交往,多與《明報月刊》有關。

              《明報月刊》在報界中簡稱“明月”,于1966年1月創刊,金庸親任總編輯,邀全球華人文化界知名人士為顧問。當時,饒宗頤在法國研究敦煌寫經卷,他收到金庸聘請他為特約撰稿人的信函。

              過了不久,饒宗頤前往莫高窟,自此與敦煌結緣。歸來了又去,一共去了三次。金庸問他緣何如此,他致信回答:“熟讀禪燈之文,于書畫關捩,自能參透,得活用之妙,以禪通藝,開無數法門。甲骨、詞史、目錄、楚辭、考古、金石、書畫等學相融貫通,若長河落日之景,須臾而永恒;若大漠孤煙之狀,恍恍而緬邈。”

              莫高窟別稱千佛洞,始于東晉,經北魏、西魏、隋、唐、五代直至宋、元,歷代增修,F存洞窟五百五十余座,其中四百九十二座尤值稱道。饒宗頤有幸而覽,提筆作絕句《莫高窟題壁》:“河湟入夢若懸旌,鐵馬堅冰紙上鳴。石窟春風香柳綠,他生愿作寫經生。”也是機緣巧合,敦煌白描畫作中,竟然有一名繪者也名“宗頤”。

              從敦煌歸來,饒宗頤為《明報月刊》撰寫了《禪窟——佛教圣地》一文,記述他在莫高窟的所見所思:“莫高窟第二百八十五窟是保存最完好、壁畫繪制最精美的禪窟代表窟:方形覆斗頂窟形,西壁開三淺龕,中間塑主尊一身,兩側各塑一禪僧;南、北壁各開四個小禪室,洞窟中心有一低矮的小方臺,其形制將禪修與殿堂及右旋禮儀的內容集于一窟之中。禪之被普遍采用作為人們生活的點綴品,有如中藥開方之配上甘草。詩人拿禪做他斷句的切玉刀,畫藝家建立他的畫禪室,禪被掛在人們的嘴邊,真的是所謂口頭禪、杜撰禪了。”

              饒宗頤與金庸在《明報月刊》上的文字交往,有太多相通甚至相同之處。“古人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1962年,我第一次跑去莫高窟,當時環境很艱苦,但是樂趣無窮,因為我親自印證了我所知道的東西,而且受此啟發,又有新的問題產生了。研究問題要窮其源,源清楚了,才能清楚流的脈絡。”饒宗頤后來說。

              饒宗頤除了數度考察敦煌外,還考察了榆林壁畫及樓蘭、吐魯番等地木簡,故壘殘壁,流連忘返,著成《敦煌白畫》一書及一批敦煌學著作。著書之余,他亦常有考據隨筆、考察小記和詩賦在“明月”上發表,如《題伍蠡甫長卷八段錦小景》《浙東游草》《古村詞》《宋元行吟圖題詩》《云岡絕句》等。

              1974年初,《明報月刊》總編輯胡菊人主掌“大家堂”,以之作為海外華人溝通心聲的一個橋梁。饒宗頤應金庸邀請擔任顧問和特約作家。金庸說:“饒先生是國際公認的一代巨匠,港臺學人視其為第一流國學大師、南派文化宗師。無論甲骨文、簡帛學、敦煌學、佛學、道學、史學、哲學、古文字學乃及印度梵學、西亞史詩、藝術史、音樂、詞學、書畫及理論,學無不涉,涉無不精。他史識高深,文辭透辟,筆墨精湛,學養殷實。有了饒宗頤,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了。”

              當年7月,《明報月刊》刊登了饒宗頤的《海上絲綢之路與昆侖舶》一文。在此文中,饒宗頤提出了“海上絲綢之路”的學說。他說,我們中國是一個非常“奇怪”的國家,自古以來就在不斷地接受外來的文化。在西北方向的西域,有一條“絲綢之路”,它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橋梁與紐帶。而在海上,還有一條“絲綢之路”,那便是“海上絲綢之路”。從時間上來看,海上的“絲綢之路”或許比陸地會更早些。

              不久,饒宗頤回答金庸的疑問,說:“我說這些,都是從考據的角度講的,我們講究考據,主張讓事實來說話。”“中國絲綢,自古迄今,聞名海外,故以‘絲路’或‘絲綢之路’,作為中外交通的象征,尤為恰當。‘海上絲綢之路’實際上是古代中國與海外各國互通使節、貿易往來、文化交流的海上通道,中國古籍早有記載,只是并未冠以‘海上絲路’的美稱,后人有或稱‘香料之路’‘陶瓷之路’‘白銀之路’的。”饒宗頤論述了“海上絲路”的起因、航線、海舶與外國商人交易的情形。

              據此,饒宗頤是最早提出“海上絲綢之路”的學者。若干年后,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被列入國家對外開放的戰略構想,饒宗頤倍感欣慰。

              從此,每逢饒宗頤的學術著作出版,都會引起金庸的注意,而《明報月刊》“大家堂”會及時跟進刊登特約文章。饒宗頤的主要學術論著已整理結集成十四卷二十大冊,于2009年9月以《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為名,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正式出版。該文集幾乎涵蓋國學研究的所有領域,是20世紀國學研究的一座豐碑。

              饒宗頤的家位于香港跑馬地,在賽馬日從陽臺上望下去,可一覽駿馬競逐英姿。饒宗頤常在躺椅上看,當成一個休閑節目。晚年他很少出門,幾乎不應酬,每天清晨四五點醒來,寫字、讀書,讀的是佛學經書,還有金庸的武俠小說,然后睡個“回籠覺”,中午就到附近一個潮汕飯館用餐。饒宗頤曾引用元代詩人的一句話“一壺天地小于瓜”,比喻自己“每天坐在葫蘆里”。在小小的天地里,讀書寫字,清靜達觀,身心愉悅,自然長壽。

              讀金庸小說,饒宗頤發覺金庸對佛學頗有研究,在他的作品中展現過佛教世界,塑造了眾多的佛界僧侶形象,比如《笑傲江湖》中,儀琳為求令狐沖早脫苦海,念誦《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慈悲之情,發自肺腑;比如《倚天屠龍記》中,張無忌為救義父與少林三僧苦戰,而謝遜于地窖中念誦《金剛經》妙法,勸無忌棄了人我之分,毋著世相;比如《射雕英雄傳》里的《九陰真經》,其實就脫胎于佛教中的經典《楞嚴經》;而其中著墨最多的當數《天龍八部》。

              一次見面,饒宗頤問金庸:“你怎么讀佛經?”金庸答道:“我是看著英文版的佛經來研讀的。我看經書很多時候是看不懂的,我就去看注解。結果,那些唐宋時代的高僧的注解也都很難懂,越看越糊涂,我就只好看英國人直接從印度佛教翻譯過來的,南傳佛經內容簡明平實,和真實的人生十分接近,像我這種知識分子容易了解、接受。”過了兩天,饒宗頤讓人送上一冊他的《佛教淵源論》。饒宗頤也看了不少佛學書,對佛教深有研究,這本書可以說代表了他的主要佛學思想。

              剛到香港,饒宗頤認識了印度學者白春暉。白春暉是印度駐香港領事館的一等文秘,和英國著名漢學家霍克思是同學,印度開國總理尼赫魯與毛澤東會面時,他曾任翻譯。白春暉是正宗的印度婆羅門,他的梵文造詣很高。饒宗頤便和他交換條件:白春暉教饒宗頤梵文,饒宗頤教白春暉《說文解字》,一周兩次,彼此一個鐘頭。如此三年,風雨無阻。饒宗頤因此學到了正宗的印度梵文,為他后來研究佛教和中印文化奠定了基礎。

              學此先例,金庸晚年為了能直接讀懂佛經,也曾與一名英國漢學家結交,潛心學習梵文。

              饒宗頤讀完《天龍八部》,將《東坡志林》中的話略加改動,移用于評論金庸:“身如芭蕉(原文為‘耳如芭蕉’),心如蓮花。百節疏通,萬竅玲瓏。”蘇東坡是金庸衷心企慕的一個人,國學大師饒宗頤借用了蘇東坡的這幾句話,對金庸來說,算得是最高的贊美。

              金庸和饒宗頤的佛學思想十分類似。金庸曾談道:中國近代高僧太虛法師和印順法師都提倡“人間佛教”,主張佛教要入世,要為社會、民眾做貢獻,即大乘佛教所提倡的“普度眾生”。他認為這是順應時代發展的思想。實際上在他的作品中,對于佛家的“功德”就有一番解悟。喬峰一生殺人無數,酒量過人,奈何少林無名神僧贊之“菩薩心腸”,被譽為“最有佛性”的人物,保境安民,以一人換兩國數十載安寧,正是佛門最上乘之“無畏施”。神雕大俠楊過,襄陽城下飛石而斃蒙哥,殺一獨夫而息兩邦苦戰,救萬千黎民于水火。此等功德,豈是吃齋戒酒可得?

              “悟”是佛家很玄妙的字眼。金庸說:“在中國佛教的各宗派中,我心靈上最接近‘般若宗’。我覺得開悟之前,是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開悟之后,見山還是山,見水還是水。”金庸這話是說人許多時候看山看水,因為心境的不同,山和水都被賦予了人的感情色彩,等到明白了世間真諦之后,山就是山,水就是水。當問及金庸為什么如此喜歡研究佛學時,金庸解釋說:“研讀這些佛經之后,我覺得看待許多事情都變得清朗,連死都不怕了,不再計較名利得失,心里坦蕩蕩的,無所掛礙。”

              在平時的生活中,饒宗頤對佛教的見解也是非常深刻的,例如關于緣遇問題,饒宗頤說:“佛教就講因緣的問題,緣是外面的條件,你自己有某種內在的條件可以同外緣結合,能夠配得上的才會有可能搭得上,要不然也搭不上,因為你的條件和它的條件不合,它沒有需要你,所以緣要兩方面內外的結合。我碰上很多緣,我自己也不大明白為什么要這樣子。”

              對于佛教的“定”,大多數人認為,所謂“定”就是排除誘惑的意思。饒宗頤說:“多少年來我把我的心態養成一個寧靜的心態,都擺在這里,所以我沒有什么煩惱,我不會太多地想這一類的事情,我會排除掉。養成自己心里頭的干凈,心里頭的安定,所以才能有‘定’。要自己心力高度集中,培養一個定力。”

              1991年,金庸終于將自己一手創辦的《明報》出售予人,宣布退休,隨后,游山玩水讀書講學。

              香港大學專門為饒宗頤建了“饒宗頤學術館”,并成立了“饒宗頤學術館之友”學術組織,金庸是成員之一。2003年,饒宗頤將個人積累的數萬冊貴重藏書,包括非常珍貴的古籍善本,以及一百八十多件書畫作品,捐贈給香港大學,借以回饋香港。這些藏書絕大多數都有饒宗頤的批注,今后的研究者可以沿著他的閱讀史的思路對其學術源流進行細密的剖析,F在,該館不僅已經成為香港大學重要的研究機構,也日漸成為全球漢學界的學術文化交流中心。很多漢學家,不分國界、種別,就像饒宗頤原來不斷前往法國遠東學院、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一樣,來到“饒宗頤學術館”做研究,漢學的視線在往復中熠熠生輝。

              2010年4月27日,八十六歲的金庸手持拐杖緩緩走上香港大會堂舞臺,從香港署理行政長官唐英年手中接過了“2009香港藝術發展獎終身成就獎”。香港藝術發展局以此獎表彰其對香港學術界、文藝界所做出的卓越貢獻。在頒獎儀式上播放了上屆“終身成就獎”獲得者饒宗頤的一段話:“作為著名作家和學者,金庸博古通今,涉獵極廣,所創作的武俠小說構思精奇,廣為傳誦,將歷史、哲學、文學共冶一爐,為武俠小說開創了一片全新天地,在華人世界有巨大影響力,多年來更成為電視劇、電影、舞劇等文化創意產業不竭的源泉。”饒宗頤盛贊金庸小說“想法出神入化,令人想象不到”。

              2011年10月,國際小行星命名委員會將南京紫金山天文臺新發現的一顆小行星命名為“饒宗頤星”。一個月后,杭州西泠印社迎來時年九十四歲的饒宗頤為新掌門。正式執掌西泠半年后,饒宗頤重訪孤山,巧遇正在杭州講學的金庸。談笑間,饒宗頤對金庸說:“不知這顆星離地球有多遠,該不會撞擊地球吧,否則,我豈不成了災星啦!”

              多年前,浙江海寧博物館編《海寧查氏族譜》,金庸曾為之過目修改,而為這套族譜題簽的,即是饒宗頤。

              饒宗頤最后一次出現在公眾面前是在2017年11月18日中國美術館的“蓮蓮吉慶——饒宗頤教授荷花書畫巡回展”上,他參加了開幕式,并將十件(套)書畫作品捐贈給國家。

              金庸晚年足不出戶,拒絕一切社會活動,但悉知老朋友此消息,還是讓家人打電話代為致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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